在传统社会，孝不仅是指家庭中子女对于父母应尽的义务，而且还由家庭拓展至对天地祖先的义务，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孝悌，其为仁之本矣”，孝是成就个人德性的起始点，一个人的德性，始于孝，终于天地国家苍生。对于个人来说，孝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德性，贯穿于人的所有行为中；对于国家的教化来说，孝则是教化的根本，通过孝的教化，社会风尚能够醇厚温文，不需要通过严刑峻法就能够治理国家。这种将孝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和中心的思想和实践，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结构相适合的。

　　殷商之前神本主义的孝（甲骨文的孝字及其含义）

　　最早的“孝”字见于甲骨文。在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孝”字。这些甲骨文大约是商代晚期至商代灭亡期间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据学者们考证，甲骨文中的“孝”字与我们今天一般理解的孝顺在世父母的意思不一样，是指对已故的祖先鬼神乃至上天的追念祭祀，也就是“追孝”。追孝并不是殷商人专有的观念，而是一种自远古流传下来的事神的传统，夏代就把孝敬鬼神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在夏代、商代，人们认为祖先死后并不是就不存在了，而是上升到天上，居于天帝的左右，时时关注着后人，根据后人的行为，或者降以惩罚，或者奖以福佑。因此，对先人的孝被夏代和商代的人放到第一位，而对在世父母的孝要让位于对先祖、鬼神和天帝的孝。在夏商时代，人们还没有将祖先神与天神区分开来，这种重视对先人祭祀的孝，体现的是殷商之前人们期盼通过对先人的祭祀而得到福佑和庇护的宗教信仰的特点。

　　周以来人本主义的孝（金文的孝字及其含义）

　　西周时期，孝道的主要内涵仍为尊祖敬宗，行孝的方式主要仍是祭祀。不过，商代的敬天、尚鬼、尊神，更多的是宗教性的行为，而周代则将作为至上神的天帝与祖先神区分开来，敬祖尊宗有了更多的人文主义色彩。在西周，德孝并称，德以对天，是对天恪尽孝道，崇敬作为主宰的至上神；孝以对祖，周人将后稷和文王视为祖先神。但是经历了周初建国的艰辛和商代覆亡的前车之鉴，周人认识到天命无常，要想得到天帝的眷顾需要以德配天，敬天行孝，并且要尽人事，对祖先行孝。周人的敬祖尊宗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意涵，并且对之后中国人的孝道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尊祖敬宗思想的基础之上，周人越来越注重对在世父母的尊敬和赡养，这是孝道思想与实践的进步。因为随着人们对鬼神信仰的淡泊，导致了对祖先神敬畏的减轻。虽然人们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也没有坚决地批判鬼神信仰，但与希望通过祭祀鬼神而得到福佑的观念不同，人们越来越相信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而孝也就由以祭祀先人转而注重对在世父母的尊敬和赡养。

　　这种转变在文字的演变中也体现出来。在金文和小篆中，“孝”的字形发生了改变，含义也与夏商时代不同。在中国最古老的词典《尔雅》中，“孝”字的定义是“善父母为孝”。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孝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结合《尔雅》和《说文解字》，我们了解到，“孝”是个会意字，上半部是“老”字的省写，下半部是“子”字，意思是子能承扶年老的父母。因此，“孝”字的本意特指子女如何对待年老的父母，而并非泛指如何对待一切年龄段的父母。对于年幼的子女来说，父母是他们的保护者，他们更多的是受到父母的呵护养育，而谈不上对父母有什么实质性的孝。只有当子女长大成人，而父母却渐渐衰老，生活上、精神上需要有人照顾时，子女的孝才凸显出来。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孝道作为“至德要道”涵盖了一个人从家庭到社会各个领域的道德行为。孝不仅是指要对父母赡养和恭敬，而且是个人立身行道的根据，子辈还要成就自我的德行，济世为民，从而显扬亲名，光宗耀祖。

　　近代以来对封建孝道的批判及其现代转化

　　孝道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在封建社会中，孝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等级专制制度的限制而畸形发展，成为子辈对父辈的片面顺从，子辈为行孝往往会牺牲身体健康，牺牲妻子和子女，甚至牺牲自己、妻子和子女的生命来行孝。孝道的极端化、片面化造成了孝道实践中一系列愚昧的“孝行”。例如二十四孝中就有王祥卧冰求鲤、郭讵埋儿、老莱子彩衣娱亲等愚昧的孝行。因为相信人肉可以治病，就有人割股疗亲，还有人挖乳、剖腹、探肝以疗亲。明初山东就有一个孝子割肉为母亲疗疾。母亲没有痊愈，他又许愿说要杀了自己三岁的儿子。结果，母亲的病好了，而无辜的孩子却被杀了。孝道的愚昧化极大地压抑和剥夺了子辈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也使真挚深厚的孝亲之情被利用，成为扼杀年轻人鲜活生命的利器。

       总之，由于受到封建社会制度的限制，孝道在封建社会中受到极大的扭曲，被片面地规定为“父为子纲”。由于深受封建孝道思想的压抑和残害，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国人对孝道采取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对孝道中的愚昧、残酷、虚伪和保守性进行了清算，提倡父母子女之间平等自由的新关系。